从出版《石康 我眼里的文化人生》说起（二）

    我想了想书商或者出版社的说法儿，总结出来就是他们自己不能吃亏，每有损失，必转嫁到别人身上，且名正言顺，有这种生意做保证，我觉得作家靠版税吃饭无疑是一场清秋大梦，若出版者风险小，那么作家的风险便被放大了，事实上，作者被逼得只好清高，因为毫无讨价还价余地，有时真想跟他们同流合污算了，要么自己也做书商，要么找本书抄一抄算了费那么大劲创作娱乐大众，自己得不到应得的报酬，那不是当作家，而是当圣人，而我这种低级趣味的人，一被挤压，一般不会奔圣人那条路上走，那太难了，我会更加低级趣味，有一天，我学会像他们一样撒谎，那么便如他们所说，我也成熟了——我操他妈成熟。

    我特别相信穷人在道德上略占优势，因为是被迫如此，一旦努力成功咸鱼翻身，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，那就是像富人一样伪善。没什么可说的，现实生活通过一点一滴的小事儿教导我，要成为一个势利小人，与他们一样的人，说谎的人，只想只能占便宜的人——正是他们，负责着所谓的社会舆论的正确导向，无非是嘴上一套正人君子，却几无例外，一出手便是下等的流氓行径，我怎能瞧得上？对于一个正常的人，社会只给出两条出路，要么愤世嫉俗，要么同流合污，我选前一条，虽然不招人待见，但我的内心会比较坦然，因我们从古至今所提倡的社会正义，就是以各种手段毫不留情地欺负老实人。这种中国式的真理我从小到大一遍遍都听烦了，当我还能无奈地愤世嫉俗时，只是说明我为人较高尚——再次告诉你们，被迫的！

    我以为，嘴上一套，心里一套，或是说了不做，做了不说，这便是一种无信誉的人生，也表明我们无甚个人荣誉感——我们的自尊心是建立在别人如何看待我们的，因此脆弱得不堪一击，而人性中真正的自尊，即说到做到，我们几乎完全没有，这导致我偏激地认为，谁的自尊心被伤害了，那就是表明谁的谎言被揭穿了。

    在中国，荣誉这个词甚至有那么一点点贬意，因为人们心知肚明，几乎所有的荣誉都是假的，人们只要求一个人表面上是个好人，其余的就忽略不计了，中国人最爱算的感情账，而感情其实是无法计算的，但人们就是爱把所有的事情混在一起谈，表面上客观，其实为的是混水摸鱼，从中渔利，我们的孩子在很小时就失去了纯真，只从得失的角度看待问题，人们对过程极少兴趣，只是希望尽快达成结果，我们的生活单调到完全近乎机械的程度，却茫然不自知，我很奇怪，顺着这个思路往下一想，谁能不意志消沉，因为个人的最终结果只有一个，那就死亡，除此以外，我从未看见还有什么别的结果——我认为一定是我们的民族在世界上存在的太古老了，人们被累世的人生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且不思进取，所以恨不得一出生便感到累了，于是懒惰上身，只盼着快点安然一死。

    这一切，全因为我们在规则变化太快的文化与政治环境里生活，什么东西也没有持久性，而我们的人生也变成了永远的见机行事，我以为，这种文化令人人格分裂，并且，这分裂已扩展至中国人生活最细微的部分之内，我们永远不是在心甘情愿地做某事，而是走一步看一步，或是不得不做某事，我们自己永远不想承担损失，其实那只是我们计算失误应负的责任，我们的男人永远要为别人奋斗，指责女人不理解他们，我们的女人永远等待被照顾，指责男人不可靠，其实两性都是极度的自私，我们最勇敢的女人叫做为爱而生，并铤而走险，只是她们一准会爱上一个比她们强得多的男人，其实只是勇敢地巧取豪夺而已，她们会对一个富人说，我一点也不在乎金钱地位，即使你什么都没有，我也想嫁给你，这么不要脸的话，她们为何不直接对穷人说？而我们的富人需要更不要脸才能不把这女人轰走。

    我们基本上无怜悯之心，因为从未有人怜悯过我们，我们是吃得苦中苦，冒得险中险，才有机会当上人上，因此我们绝不能失去我们的奋斗成果，我们只有一种最成功的人，不外乎那种抱着一筐财富与权力死去的人，除此以外，我们没有去奋力发掘及尊重其它的成功，尽管我们心里很清楚，财富与权力也有责任的一面，且死后也不属于我们。

    做为一个国人，我们都是那么无辜及完美，以至于我想说，这些人看起来简直无能得令人讨厌，更讨厌的是，我们只有一种性格，那就是成熟。